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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深秋的龙门荒原，北风卷着枯草打在人脸上生疼。范万昌裹紧了旧棉袄，望着身后 150 名犯人、8 名干部，还有身旁背着双枪的妻子翟树荣，声音沉得像脚下的黑土：“先挖地窨子，开春就开荒，咱得在这扎下根。” 这年他 48 岁，鬓角已见霜白，可眼里的光，还像二十年前在抗联队伍里那样炯亮。
没人喊他 “场长”，后来大伙儿都叫他 “老范头”；也没人敢小瞧他身边的翟树荣 —— 当年在北满抗日时，她可是远近闻名，从日本人的北安监狱里 “捞” 出丈夫的 “双枪老太婆”。
一、监狱救夫定终身
范万昌是黑龙江省巴彦县人，1935 年就跟着抗联三军打鬼子。那会儿北满乱得很，土匪 “绺子” 遍地，有的害百姓，有的也跟鬼子拼命。翟树荣的爹就是后一种，手下有百来号弟兄，枪法准得能打穿鬼子的钢盔。
范万昌按党组织的要求，为了联合抗日力量，单枪匹马去见翟老当家。门帘一挑，先瞧见个穿蓝布褂的姑娘，十七八岁年纪，眼亮得像星星，手里把玩着两把驳壳枪 —— 正是翟树荣。往后范万昌来议事，翟树荣总跟着，他在屋里跟老当家谈联合抗日，她就倚在门框上听，他去院子里练枪，她就凑过来比试着瞄准。老当家看在眼里，憋了好几回没开口，范万昌心里也清楚，可抗联的任务压在肩上，哪敢想终身大事？
变故来得快。1937 年，日本人 “并大屯” 清剿抗联，范万昌因为名声太响，被叛徒出卖，被关进了北安监狱 —— 那是鬼子的 “铁牢”。地下党急得团团转，找翟老当家帮忙，翟树荣一听说，当晚就把辫子盘起来，揣了二十发子弹，带着十几个心腹弟兄摸进了北安城。
她早买通了监狱里的杂役，趁着夜黑风高，先用迷烟放倒了岗哨，再用铁棍撬开牢门。范万昌见她浑身是霜，手里双枪还冒着热气，愣了愣，翟树荣却笑了：“范大哥，我‘捞’你出来了！”
这一 “捞”，捞成了一辈子的缘分。当年冬天，翟老当家把队伍交给范万昌，还把女儿许给了他。新婚夜，翟树荣把双枪往桌上一放：“往后你打鬼子，我跟你一起。” 这年范万昌 28 岁，翟树荣 18 岁，夫妻俩带着队伍，南到绥化、海伦，北到龙门，专打鬼子的据点。汉奸都怕他，那会儿汉奸们打赌就说：“我要是瞎讲，出门就遇范万昌！”
二、从抗联英雄到农垦先锋
后来范万昌跟着抗联打了十年，1945 年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当骑兵四团团长，在海伦、望奎一带剿匪；1950 年去了朝鲜，戴着三级勋章回来时，翟树荣抱着他哭了 —— 她知道，“老范头”又从枪林弹雨里活着回来了。
1953 年范万昌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1955 年接到命令：去龙门建劳改农场。翟树荣没犹豫，收拾了行李就跟着来了。刚进场时，没房子没粮，范万昌带头挖地窨子，翟树荣就帮着烧火做饭，夜里还背着双枪站岗 —— 怕有野兽，也怕犯人跑。
开春播种时，机械不够，范万昌卷起裤腿，跟职工一起拉播种机，绳子勒得肩膀通红也不撒手。翟树荣看在眼里，第二天就把家里的旧棉袄拆了，给大伙儿做了护肩。1956 年 5 月，当拖拉机犁出第一片黑土时，范万昌蹲在地里，抓了把黑土闻了闻，对翟树荣说：“你看，这土能养人啊。”
老范头没文化，就会写五个字，”范万昌批准“，但比圣旨还管用。有个职工想回关里相亲，没钱也没假，就写了张条子找他借钱。老范头只知道人家有难处，大笔一挥写下 “范万昌批准”。后来才知道，那农工写的是 “借五十元”，回来还被他骂了顿。可一听是回去相亲，老范头又笑了：“咋不早说？把媳妇带来农场，来回路费我给你报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农场日子更难。职工们编了段顺口溜：“范场长姓范没饭吃，钱副场长姓钱没钱花，蔡副场长姓蔡没菜炒。” 翟树荣就带着家属去挖野菜、采蘑菇，煮了分给犯人跟职工，自己却总说 “不饿”。有人劝她留着点，她就把双枪往腰里一别：“老范说，大伙儿饿肚子，咱当领导的没脸吃独食。”
三、大义面前不徇私
1963 年出了件大事。农场来了第一台 “东方红 - 54” 拖拉机，编为二号车。范万昌的小儿子才十岁，正是顽皮的年纪，趁驾驶员曹某不注意，爬上了车后的牵引架。没成想履带杆勾住了腰带，等曹某发现停车时，孩子已经被压在了履带下。
大儿子一听弟弟没了，拎着匣子枪就往外冲，喊着要打死曹某 —— 那会儿农场管教干部家都有武器。范万昌追上他，“哗啦” 一声拔出枪，枪口对着大儿子的胸口：“你敢动他一下，我先毙了你！”
翟树荣赶过来时，眼圈通红，却没哭出声。她拉住要拼命的大儿子说：“孩子不懂事，爬上拖拉机是他的错，曹师傅没责任。” 后来场里要处理曹某，范万昌把手一挥：“不怪他，是我没看好孩子。” 这事传开后，职工跟犯人都服了 —— 老范头连自己的娃没了，都不徇私，这样的领导，信得过。
四、双枪传奇留美名
范万昌夫妻俩的枪法，在龙门农场是出了名的。1955 年押解犯人来农场时，路上山高林密，怕有人逃跑。正走着，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范万昌跟翟树荣对视一眼，同时拔出双枪。“砰砰” 几声枪响，三只大雁直直落下来，犯人都看傻了，一路没一个敢动歪心思。
还有回跟场里的钱副场长、蔡场长比试枪法。几人沿着旧铁路走，钱副场长提议打电线杆上的瓷瓶。钱副场长抬手一枪，瓷瓶 “哗啦” 碎了；蔡副场长也不含糊，第二枪也中了。轮到老范头，他瞄了一下，“砰” 的一声，电线断了。他摸着后脑勺笑：“我这枪法，比你们俩好 —— 专打电线！”。大伙儿最想看的是翟树荣的枪法。有人起哄：“林大姐，露一手呗！” 翟树荣一开始推辞，说 “好久没摸枪了”，最后还是架不住劝，才说：“拿我枪来。” 两把德国造的驳壳枪递过来，她微微蹲下，弹夹往大腿上一磕，“咔咔” 两声，子弹就上了膛 —— 没人看清她是怎么动作的。
她让人从高粱秸堆里抽了一根，喊了个年轻职工：“你拿着，站到50米外。” 那职工刚站定，就听 “乒乒乓乓” 一阵枪响。等枪声停了，职工手里的高粱秸已经短了半截，打下来的每截都一样长，像用尺子量过似的。大伙儿围上去看，都咋舌：“翟大姐这枪法，还是当年的‘双枪老太婆’！”
1964 年春天，范万昌接到调令，要去安达畜牧局工作。走的那天，农场的职工、家属都来送，有的手里攥着刚蒸的窝头，有的抱着自家种的土豆。翟树荣背着双枪，跟在范万昌身后，回头望了望那片已经种满庄稼的黑土地，八年里，他们在这里开荒五万多亩，建了学校、医院、砖厂，曾经的荒原，已经成了有烟火气的家。
后来有个老职工说，老范头走后，翟树荣又回来过一次，她没惊动任何人，只和他们几个老同志见了个面，在当年挖地窨子的地方站了半天，又去儿子出事的拖拉机旁看了看，最后对着农场的方向，敬了个军礼。（张加忠 赵长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