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普网实现乡村振兴，必然要求实现乡村的文化振兴。近年来，文化艺术界深入乡村基层，积极探索艺术赋能乡村发展的各种路径，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和经济价值。实践表明，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艺术乡建“可能”
百年来，乡村建设一直是贯穿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定义为乡土社会，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乡村对中国的重要价值——乡村是中国的文脉所在。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旨在塑造一种新的道德伦理文化，最终实现乡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考察和脱离群众，最终这一运动未能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建设，乡村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乡村“空心化”问题逐渐凸显，引发各界关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艺术家、艺术界应如何回应并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活动的时代号召？事实上，艺术乡建、艺术进入社会的实践活动，是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已经有很多艺术家纷纷走出画室和美术馆，走入社会，积极地承担起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艺术乡建活动非常活跃，产生了很多典型的案例。
“今天，艺术家开始走进乡村，不是去寻找田园牧歌，也不是去寄托无尽的乡愁，而是通过行动去链接传统的文脉，通过艺术促动乡村的复苏，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复活。”渠岩在《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兴的文明路径》一书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艺术乡建的旨趣。
艺术乡建“可以”
“艺术乡建是把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力量，注入乡村，激活乡村。”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贺景卫表示，乡村振兴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发展。今天的乡村建设不仅是“富裕乡村”，更是“美丽乡村”。在这个背景下，艺术家广泛介入乡村规划发展实践，为美丽乡村注入了可持续的力量。在一系列艺术乡建项目实施过程中，艺术家通过教育熏陶，培养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共同投入乡村建设。
学术界一般将乡村的文化生态要素概括为人、文、地、景、产五个方面。广东顺德正是基于这些资源，塑造出著名的艺术乡建典型案例——“青田范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康化在评价“青田范式”时表示，它蕴含了经济、宗教、礼俗、文化等青田文脉的方方面面，是从当地的关帝信仰、宗族信仰、传统礼俗等历史遗存中探索出的复兴乡村文明的路径，唤醒了沉睡的传统和濒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认为，创造新的乡村文明，可以通过营建乡村自身的文化生态，建设乡村自身的文化共同体等方式实现。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面临着现代与传统之间承继和融合的难题。一方面，艺术乡建者要把时代前沿的艺术观念、艺术作品带入乡村；另一方面，又要守住传统村落的文化记忆，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和本土性。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主任陈炯认为，“有的地方尽管艺术介入了乡村建设，但与村民没有产生实际联系，不按乡村实际情况进行艺术和文化的输入，没有激发起农民的自觉，结果注定是人走茶凉”。
通过艺术设计的美学吸引力创造热点和话题，最终目的是要重建文化根脉，让文化“活”起来。贺景卫认为，关于“美丽”的建设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局限当中。今天的艺术乡建，首先面临的还是在地性和主体性问题。贺景卫及其团队在广州市番禺区大岭村成立了“大岭村共创工作团队”，邀请包括村民、村委以及当地文化研究者在内的当地人群参与其中，形成一个多方协作的模式，共同寻找文化创意点，这就避免了艺术家或者某一单一群体介入乡村建设产生的主观性问题。在这种合作模式下，贺景卫团队围绕村落“人、文、地、景、产”五类资源开发主题，结合大岭村的文化实际，开发出“开门大吉”“鱼跃龙门”等一系列量身定制的文创产品，形成特色旅游品牌，反响和效果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