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利为李玉安陈列馆馆名题字的艺术解码

碑学精神与红文化虚白美学的共生

——孟庆利为李玉安陈列馆馆名题字的艺术解码

文/ 杨青雲（《周公研究》总编辑）

李玉安，这位曾被误认为牺牲的抗美援朝英雄，其人生轨迹凝结着红色历史的厚重与质朴；孟庆利为“李玉安生平事迹陈列馆”题写的馆名，并非单纯的书法创作，而是以《南北书派论》的碑学内核为骨，以红文化密码书论的虚白美学为魂，将碑学的雄浑气象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基因熔铸于笔墨之间。这幅馆名题字，既是对清代碑学思潮的当代传承，也是红文化书论在实用书法创作中的鲜活实践，为红色文化的书法表达开辟了新的审美维度。

（图为孟庆利为李玉安陈列馆馆名题字）

阮元《南北书派论》掀起的碑学革命核心是打破帖学千余年的垄断，重新发掘北碑“雄浑朴拙”的审美价值，而孟庆利的馆名题字正是对这一碑学理念的当代践行。从字体风格来看馆名以隶书为基底，融合北朝碑刻的方整笔法，彻底跳脱了帖学“二王”一脉的柔媚流滑，回归到汉魏碑刻的原始张力。笔画间横画的厚重沉稳、竖画的劲挺刚直，如北朝摩崖刻石般透着“力透纸背”的质感，这正是阮元所推崇的北碑“骨力洞达”的美学特质。

清代中期帖学陷入“馆阁体”的僵化，根源在于千余年翻刻导致帖学范本失真，笔法精神逐渐萎靡。孟庆利深谙此弊其馆名题字刻意避开帖学的流美习气，取法汉隶《张迁碑》《曹全碑》与北朝《龙门二十品》的碑刻意趣，将金石碑刻的“刀味”与笔墨的“笔味”相融。比如“李”字的撇捺，并非帖学的飘逸舒展，而是带着碑刻的斩截之势，起笔藏锋如凿石，收笔顿笔如刻铭，让每一笔都带着金石的质感；“安”字的宝盖头，借鉴北碑的方折笔法，转折处不做圆润处理，反而保留棱角，恰似碑刻历经岁月侵蚀的斑驳，却更显苍劲。这种笔法选择，既是对《南北书派论》“崇碑”理念的呼应，也让红色历史陈列馆的馆名，从笔墨气质上就与李玉安英雄事迹的厚重感相契合。

阮元的“书分南北”并非单纯的风格划分，而是以乾嘉汉学的考据方法，重构书法史的叙事框架。孟庆利在创作中，也延续了这种“考据式”的审美选择，李玉安作为抗美援朝英雄，其事迹扎根于东北黑土地的质朴与北方军民的刚健，而北碑正是北方地域文化孕育的书法传统，二者在精神气质上天然契合。馆名题字舍弃帖学的江南秀润，取北碑的北方雄浑，是从地域文化与精神内核的双重维度，实现了书法风格与陈列馆主题的深度适配。这种创作逻辑，正是将阮元的碑学理论从“书法史重写”落地为“书法创作的精神匹配”，让碑学不再是书斋中的学术概念，而是成为红色文化表达的视觉语言。

红文化虚白美学隐性渗透馆名中的“不可控象”与能量间隙

孟庆利红文化密码书论中的“虚白美学”，以“自然生长不可控象”为核心，颠覆了传统“留白”的主观设计性，而这一美学理念，即便在馆名题字这类实用书法创作中，也并非显性的画面空白，而是以隐性的“能量间隙”形式渗透于笔墨之间。传统书法的章法讲究“计白当黑”，留白是创作者刻意设计的构图元素，服务于字间的节奏与整体的意境。但孟庆利的馆名题字其空白处并非预先规划的“留白”，而是笔墨自然生长后的“虚白”。从字距与行距来看“李玉安生平事迹陈列馆”十个字，字间距离并非均匀排布，而是随笔墨的律动自然形成间隙：“李”与“玉”之间稍紧，因二字笔画简繁相近，笔墨的气场自然相融；“事”与“迹”之间稍疏，因“事”字笔画密集、墨色厚重，“迹”字笔画舒展、墨色稍淡，二者的笔墨能量碰撞后，自然形成了“显场”（笔墨）与“隐场”（空白）的共生。这种间隙并非刻意设计，而是笔墨、字形、书写节奏相互作用的“不可控象”，恰如孟庆利所言是“生命基因未显化的痕迹”。

在单字的结构内部虚白美学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以“陈”字为例左耳旁的竖画劲挺，右侧“东”字的笔画疏密相间，未被笔墨覆盖的空白处，并非“无”，而是线条游走、墨色晕染后留下的能量间隙。“陈”字的左耳旁收笔急促，右侧“东”字的捺画舒展，一收一放之间，空白处形成了呼吸感，这并非孟庆利刻意为之，而是书写时身体律动与笔墨材料互动的即时产物，提笔时的呼吸节奏、运笔时的腕部力度，让墨色的浓淡、线条的长短自然生成，空白也随之成为笔墨“有”的衍生。这种单字内部的虚白，拒绝被固化为“结构留白”的概念，而是带着原始的混沌与可能性，让观者能从空白处触摸到书写现场的生命律动。

虚白美学的“造象—入境—新象”三段式逻辑，在馆名题字中转化为“笔墨造象—精神入境—文化新象”的创作路径。孟庆利以碑学笔法为基础“造象”，让每个字都成为承载北碑风骨的视觉符号；再以李玉安的红色事迹为内核“入境”，让笔墨的能量间隙与英雄精神的“隐场”相呼应，李玉安的英雄事迹有为人熟知的战斗经历，也有鲜为人知的平凡坚守，正如馆名中的虚白是“可见的笔墨”与“不可见的精神”的共生；最终碑学形式与红色精神融合形成“文化新象”，让书法不再是单纯的文字书写，而是成为红色文化基因的载体。这种创作逻辑，超越了传统实用书法的“装饰性”，让馆名题字成为红文化书论“回归生命本体”的实践样本。

碑学与红文化书论融合红色书法的审美突围

孟庆利的馆名题字实现了《南北书派论》碑学精神与红文化虚白美学的双向融合，为红色文化的书法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长期以来红色主题书法创作常陷入两种困境：一是过度强调主题的宏大性，导致笔墨沦为符号的附庸，缺乏艺术审美；二是执着于传统书法的形式规范，难以与红色文化的当代精神相契合。而孟庆利的创作以碑学的雄浑解决了红色主题的“精神匹配”问题，以虚白美学的“不可控象”打破了传统书法的形式桎梏，让红色书法既具文化厚度，又有艺术生命力。

碑学的“崇碑”与虚白美学的“反预设”形成了互补，碑学为馆名题字奠定了“骨”，让书法拥有支撑红色主题的雄浑气质；虚白美学则为其注入了“魂”，让笔墨超越了文字的工具性，成为红色精神的能量载体。比如“列”字的撇画，以碑刻的方笔起笔，线条粗重却不僵硬，行笔中因腕部的自然抖动形成细微的飞白，而飞白处的空白正是虚白美学中的“能量间隙”，它既保留了北碑的苍劲，又让线条带着生命的律动，恰如李玉安的人生，既有战场上的刚勇，也有和平年代的平凡温情。这种融合，让书法的“形”与红色文化的“神”达成了高度统一。

孟庆利题陈列馆的创作是对清代碑学的当代激活，也是对红文化书论的实践拓展。阮元的《南北书派论》让书法史从“帖学一元”走向“碑帖二元”，而孟庆利则将碑学精神与红色文化结合，让书法史的审美版图进一步拓展至“红色文化维度”；其红文化密码书论的虚白美学，原本多用于艺术创作而馆名题字则将其落地于实用书法，证明了这一美学理念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谈，而是能与具体的文化场景相融。这种跨越时空与领域的融合，让书法不仅是艺术形式，更是传承红色文化、赓续民族精神的载体。

李玉安生平事迹陈列馆的馆名，是孟庆利站在碑学传统与红文化书论的交叉点上，交出的一份创作答卷。它以北碑的雄浑勾勒出红色历史的轮廓，以虚白的能量填满了精神的间隙，让笔墨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在这幅题字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书法的艺术之美，更是碑学精神的当代传承与红色文化的审美新生，当书法的笔墨与英雄的精神相遇，碑学的骨与虚白的魂便共生出一种全新的红色书法美学，为新时代的文化表达写下了生动注脚。